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国家与法权理论这一门学科所包含的理论原理，对一切其他各‘部门学科都是共同的、必要的。

[35]这在教材中恢复了近代中国将法理学作为jurisprudence的对译的作法，也即恢复了法理学的传统含义。在该纲要的草案第二部分重要研究课题第（一）项法学理论之下，还出现了一项关于法哲学的课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法哲学？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范畴、内容和体系是什么？但在后来的版本中，上述关于法哲学的内容被删除了。

当然，在研究对象问题上，该书坚持了《法的一般理论》中强化的一元论。[82] 法理学之所以是法学的方法论，是因为：大凡一种新的法学理论或学说的兴起，都是从研究方法的突破开始的，至少是与方法的更新分不开的。1980年12月15日至18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尽管早在苏联时代，就将国家与法权理论定位为一切法学学科的一般理论基础，但是，用基础理论来定性甚至命名法学基础理论这门学科，主要还是受了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中对高等教育课程类型相关规定的影响，这是学科外部的原因而非学科内部的原因。张文显指出：法理学在法学体系中占有特殊地位。

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自编教材《国家和法权理论讲义》从章名、篇名到整体结构上与《国家和法的理论》几乎雷同。[97]当然，关于法学的研究方法的通行论述也依然流行。我前年发表了一篇长文，对中国当下的天下论述做了一个系统梳理，着眼点也在这里。

只是，我不知道，今天这个讨论试图传递出来的对于现实的严肃态度会被大家怎么理解。那么，在法之上的德是什么？就是国家的合法性的基础是什么，是某种意识形态（价值观），还是为大家提供自由、安全，或者某种公共物（public）…… 实际上，中国这几十年给大家提供的公共物，差不多应该说是世界上少数表现最好的国家之一了，从这次新冠大家也看出来了。不过另一方面，两篇文章的副标题里都有内在观察这几个字，它们都强调研究的内在视角。产权、定价、契约，各种经济博弈的类型，还有所有和人类的感性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巨大的营销系统，是一个很重大的变革力量，或者说是一种法治演化的基础性的动力，它也是内生的。

官方提出的核心价值观也是要回应这个问题季卫东教授提出的问题也很重要。

其中党的领导是关键的，而且从国家能力、从国家能够有效行使权力的角度似乎也可以理解。至于这幢建筑的内部结构、功能，还需要在进入之后认真调查、研究和总结。在这本书中，梁老师把历史叙事（时间逻辑）和结构叙事（结构逻辑）整合了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限制强大的国家权力、防止它被滥用，就成为政治哲学和法理学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如果决策过程复杂，涉及人数众多，要了解黑箱里面的情况就很困难，要提供合理的解释更难。但法律人不是，法律人从规范出发，先要看这种行为是不是合法的。但是在中国，国家与社会不是对立的。他刚才讲到三种方法，第一种是内部的，但是是没有任何批评的一种政治话语的讨论。

实际上，中国80年代到90年代的法治实践，更多是讲条文，没讲底色，这就导致了不少问题。因此，律师实际上就能发挥从专业技术的角度监督法律实施的作用。

就说法治吧，大家说要实行法治，实现法治，经常有一种隐含的意思，就是不但中国现在没有法治，历史上也没有这种东西。我以前听他讲他在省人大审议法规和政府工作的事情，觉得非常有意思。

像这样一种长时段的、内在的且覆盖面相当广，议题又如此重要的解读性文本，不仅是知识界，而且也是社会其他各界很需要的。临阵磨刀网后一种有批评，但不是内在的。以我的观察，我国的政治事业一直在往前推进，就像商业一直在往前进，相比之下，知识界整体上似乎还没有真正反应过来，太多的变革，太多的新鲜事物在我们周边发生，虽然有些创新是挂羊头卖狗肉，但不应该以偏概全。再有，到底是从外部的社会行动者还是内部的国家行动者入手？梁老师决定从内部的一些核心的国家行动者入手。所以我一读到这本书，就马上感觉到梁老师对非常有限的一些文本的解读能力，以及对政策变化的敏感度是非常高的。

总之，从法治的正当性根据的角度，从与法律相反相成的社会行为规范的角度，都可以围绕德治推进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对话。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语境中，实际经济生活中运行着的产权与法条意义上的静态所有权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

这种概括当然是从文本中来的，是有根据的。因而，用主流话语体系来说，广泛凝聚共识极为重要，而且十分迫切。

民族国家成立之后，主权构成空前强大的权力，被霍布斯描述为巨灵利维坦。这方面，我们知识界所做的努力其实是不够的。

在西方，公与私是截然分离的，但在中国，公与私是密不可分的，一圈一圈交织在一起。这个巡视制度，是执政党内部治理的重要方式。后来的中国人，不只是法律人，不加思考就接受了这些东西，忘了德在法上，这个问题就这样延续至今。后来，执政党也发觉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由此开始建立核心价值观，讲八荣八耻，讲德治，这些价值观其实并没有像古代一样能与法律打通给法加一个枷锁，加个道德底色。

准则法就是鼎新所说的德，它是超乎普通法律的，涉及法律的合法性问题。治平兄在书中把德治与现代的职业伦理等勾连起来，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当然，法律也是权力运作的一种方式，但法律同时又要我限制权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批评的立场。

这也是内在视角的一种展现。我在阅读《论法治与德治》的过程中感觉到，梁老师的工作在中国目前的这个节点上，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解读方式。当然中国也是强调责任的，强调的是结果责任，因此存在另外一种形式的问责。但是这一次好像乘直升飞机似的唰一下降落下来，观察微观现象。说到两种法治观，我想顺便说明一点。

这两者的关系的处理在最近70年中是应该被严肃对待的一件事。后来那篇《论法治与德治》更强调内在批评的概念。

在我的印象中，治平兄是中国法学界比较难得的君子儒，温润如玉，谦和而又清高，有那么一点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首先是20世纪美国最具代表性的法学家富勒在1964年出版了《法律的道德性》，把互惠性作为法律秩序的黄金律。

但它现在要重新接上传统，这个转变很有意思，也很值得注意。但梁老师在这本书里都触碰到了，也就是他说的法治与德治。